文/廖義銘（國立高雄大學政治法律學系教授）

在企業併購與市場競爭的語境中，「門口野蠻人（Barbarians at the Gate）」一詞，形容的是那些無視行業秩序、意圖透過強硬手段攻城掠地的挑戰者。如今，隨著跨國平台併購案的審查推進，以及Uber在台北推出「Uber Moto」機車載客體驗服務，我們不得不正視一個核心問題：台灣是否正迎來新一波意圖衝撞法治防線的「數位野蠻人」？

文化如出一轍：以違法作為擴張起點

廣告 更多內容請繼續往下閱讀

一家跨國平台企業在台灣的價值，不應僅取決於市值規模，更在於其是否尊重在地法律規範。然而，Uber近期推出的北投「短程文化體驗」，再次暴露了此類平台慣用的擴張路徑：即「先違規營運、再形成既成事實、最後倒逼政府修法」。

儘管交通部與台北市政府已明確指出，現行法規並未開放普通機車作為營業載客工具，且違法經營之平台最高可處新臺幣2,500萬元罰鍰，參與載客之駕駛人最高可處20罰鍰，但Uber仍執意以「體驗」為名提供駕駛趟次獎勵方式進行壓力測試，形成「企業獲取市場利益，駕駛承擔違規代價」的不對等結構。完全忽視第一線駕駛員可能面臨的裁罰、保險保障不足、事故責任歸屬等法律風險，更將道路交通安全與社會公共利益置於次要位置。

廣告 更多內容請繼續往下閱讀

此舉引發外界強烈質疑：這是否僅為單純的創新測試？或是考慮到Grab併購foodpanda案仍在審查中，平台方正藉此為未來可能的機車載客服務先行鋪路？

考慮到Uber、Grab與Delivery Hero之間複雜的股權治理與合作結構，任何涉及機車載客的營運模式，都不應被孤立看待，而應納入台灣整體市場治理架構中進行審慎檢視。

歷史劇本重演：泰國與東南亞的經驗教訓

審視Grab與Uber的發展史，台灣今日面臨的處境並非先例。回顧2016年，當局曾多次下達禁令要求GrabBike與Uber Moto停止機車載客，兩家公司不僅拒不配合，反而以全面5折、發放60泰銖優惠碼等強硬補貼戰，公開挑戰監管權威，甚至囂張宣稱：「若找不到比GrabBike更便宜的選擇，那你可能只能用走的。」泰國陸路運輸局官員當時曾將其二者形容為「具有絕對影響力之國際資本巨鱷」的違規行為，利用巨大市場力量倒逼國家就地合法。

這類「先違法、衝衝衝」的擴張文化，在隨後的跨國併購中更顯激進。從2018年新加坡與菲律賓主管機關因併購案削弱市場競爭而對其開罰，到2019年馬來西亞競爭委員會（MyCC）主張對Grab開罰8680萬令吉，理由皆指向其「濫用市場支配地位」與使用「排他條款」限制競爭。儘管部分案件歷經多年司法程序，但這些紀錄清晰勾勒出該平台在拓展市場時，與監管機構長期存在的緊張互動模式。

台灣的選擇：是被迫讓步，還是確立防線？

當類似的「野蠻人劇本」在台北街頭重演，台灣政府若僅視其為單一的創新實驗，恐怕過於天真。今天台灣真正面對的挑戰，在於商業布局與法治底線之間的衝突。身為社會的一份子，我們樂見科技帶來的便利，但絕不接受以犧牲法治作為創新代價。

特別是針對公平交易委員會即將審查的跨國併購案，審查重點不應僅限於市場占有率、價格或營運效率，更應將企業的「法遵文化」、「跨國監管紀錄」以及「治理模式」列入關鍵審查指標。若因過度放寬標準，而引進無視法治、意圖以市場力量衝撞監管底線的企業，對台灣而言，這恐怕非但不是數位轉型的創新契機，反而是在法治大門口迎接一位隨時準備再次挑戰法律底線的「野蠻人」。